活动地址：毕业季·进击的技术er
只有保研生参加的说明会结束后，大家都围着辅导员，焦急而欣喜地确认着自己的前程。待人群散开后，我走到辅导员身边，询问放弃保研的流程。
“只要写一张确认放弃保研的保证书即可。”
拿出先前准备好的纸笔，我流畅地写了几行字，提交了本专业唯一一份保研放弃书。
2022年6月，没有季节之分的新加坡，却到了毒蚊肆虐的高峰期。我不幸感染病毒，前往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医院就诊。
诊断结束后，医生关切地说道：“你这几天就不要去听课了。我给你开假条。”
我笑道：“我是员工，不是学生。”
是啊，不论穿着、相貌、言行多像一名学生，现在的我，确确实实是一名员工。
离开诊所，望了望晴朗的天空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夏天来了。
如果是在国内的话，已经是夏天了吧？
应该是这样没错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学校里可热了。
全体学生坐在操场上的那一天，阳光正盛……
去年，我还是学生。
糊里糊涂地完成了毕业设计，通过了答辩，时间已经悄悄来到了六月。
这一天，太阳不遗余力地展示起了夏天的风采。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的操场上，我穿着严实的学士服，感到异常闷热。我一会儿调整着学士帽的角度以遮挡阳光，一会儿又摘下帽子当扇子扇风。
不一会儿，主持人宣布了毕业典礼的开始。在酷热的今天，哪怕是一向讨厌集会的我，也静了下来，默默地听着演讲。
主持人开始念起各专业毕业学生的名单了。理论上，名单是要包含每一位同学的名字的。可为了节约时间，主持人念完前几位学生的名字后，就会以“等人”来略过后面的名字。
听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毕业离校的临近。
有的人保研成功，已经去实验室待了几个月。
有的人面试成功，正在做正式入职的准备。
有的人考研成功，和未来的导师刚打完招呼。
可我呢？
我该去哪呢？
造成现在的局面，真的都是我自己的错吗？
不，我很早就想好自己的出路了。
早在大一，我就做好了出国留学的打算。
托福与GRE，硕士与博士。这些信息都我来说就如常识一般。
“先尝试科研，适合就读博士，不适合就读硕士。”
这是在综合了无数份信息后，得到的平均答案。
“大三开始在做科研，暑假去参加暑研。托福考试只有两年的有效期，也只能大三之后考。”
这也是平均而言的结论。
既然大家这么说，我也就这么做吧。
在快乐的算法竞赛中，我度过了大学的两年。
大三到了，该做留学的准备了。
刚从竞赛暑期集训缓过来的我，错过了，或者说压根就没注意过某个学校官方的大三暑研项目。“错过就错过吧，反正大家的暑研都是自己找的。到寒假了再找吧。”我勉强安慰着迷茫的自己。
按照计划，我去找本校的老师做科研，提前看一看自己是否适合做研究。老师本来说让一个博士生带我做点项目，后来渐渐就没了音讯。大三课业繁重，又有最后半年竞赛要打，我也无暇顾及科研的事情了。
熬过上半学期，在留学上毫无进展的我，开始回家过寒假。我计划一边套磁暑研，一边开始语言考试的准备，在下半学期考完语言考试。
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，打乱了我的计划。
当然，之前那个官方暑研项目也泡汤了。我只能以此来安慰自己。
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在做一些什么，每天在楼下一个人上完网课后，我总会去套磁一个教授。
之所以每天只向一个教授发邮件，是因为我害怕发邮件这件事。
点开学校主页，找到教授的信息，在一堆陌生的名词中拎出一两个，组织成一封“我对你的研究感兴趣，请让我参与暑研”的邮件。这一过程对我来说，是一件很惶恐而绝望的事情。
每看完一个教授的简历，我就隐隐感到自己的背景是绝不可能申请上他的暑研的。可是，正如坠落山崖的人总想抓住什么一样，我还是不得不把邮件发出去。每发出一封邮件，我就像了了一桩大事一般，如释重负。可是，每发出一封邮件，我又能意识到，又少了一个可以套磁的教授，无教授可找的绝望又离我近了一分。
就这样，为了消化套磁每天带来的压力，我只敢一天发一封邮件。
每天向不同的人告白，告白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失败。可是，还是要为明天的告白做准备。大概就是这样痛苦的感觉吧。
虽然我还没有可以自由选择方向的资格，但我只想做图形学的研究。可是，我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科研经历，也没有任何人脉。纯粹做图形学的教授也越来越少。想找到暑研的难度是极大的。
我的心情很矛盾。一方面，我为做图形学的教授很少，没有套磁目标而担忧；另一方面，我又为做图形学的教授很少，可以过滤掉一批做其他方向的教授，逃避发邮件的次数而感到释怀。或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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